文/钟哲平
几天前，从“羊城派”新闻得知，《文化新猷——香港达德学院历史展》在广州农讲所开幕。达德学院，这所特殊时代的特殊大学，将被更多人知晓。
如果我的外婆还在，我也会陪她去参观这个展览。
年轻时的“小带”
1、临终前忆起故人
外婆并不是达德学院的学生。她16岁时在香港爱国商人家中做工，后来成为前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文在港期间的得力助手，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港民主人士的各种联络工作，与筹备香港达德学院的关键人物多有接触。
这些少女时代的经历，使她比同龄人更早地接受了新思想、融入了新时代。
我的外婆是广东珠海夏湾人。20世纪80年代港剧《大地恩情》播放时，外婆说：“广兴围，是我的家乡。”外婆给我讲述乡中风物、童年故事，说日军入侵时，她的母亲整夜抱着她和弟弟躲在水深及腰的芦苇丛中。
后来全家避战到香港，从此背井离乡。外婆的乡愁让我对《大地恩情》倍感亲切，至今仍记得那首主题曲：“河水弯又弯，冷然说忧患……”这是大地的河水，也述说着外婆那个年代平凡人的人生。
外婆出生于民国十八年，享年88岁。临终前，外婆频频说起香港达德学院的往事。她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我有一个男朋友，叫温德兴。他是达德学院的学生，后来牺牲了。他出发前来找过我，没有说什么，走的时候一步一回头，直到我关上门。”
外婆全名庞永带，以下的故事，发生在外婆16岁的时候，暂称外婆为“小带”吧。
2、弥敦道张公馆的神秘客人
小带的父亲在香港当厨师，家境尚可。小带看见邻居姐姐去富人家熨衣服，也想跟着去。父亲说：“先试试吧，要是太累就回家。”
当时香港吴松街有一家新皇宫酒楼，老板叫“张平之”（粤语发音），是位爱国资本家，对在港民主人士及共产党人多有资助。小带在位于弥敦道的张府打工，张太太很喜欢她，说她衣服烫得仔细，穿起来体面。张太太爱跳舞，穿衣讲究。
在小带的记忆中，老板很和善，和佣人同桌吃饭。张家经常吃海参，用来焖肉、焖鸡。每天下午还有糖水、炼奶、咖啡。后来回到广州工作的小带，最怕开忆苦思甜会，大家控诉“万恶的资本家”，小带总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1946年的一个夏夜，正在举办周末舞会的张公馆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小带打开门，看见老板的朋友文公。文公听见屋内的歌舞声，没进门。门廊的水晶灯照着他精瘦的脸庞，唇边的两撇胡子也掩盖不住他不满的神情。文公摆摆手说：“我不进去了，你把这封信交给老板。”临走又说：“小带，告诉平之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别一天到晚跳舞！”
在老板的朋友中，小带觉得文公最神秘。他衣着朴素，神情严肃，独来独往。
有段时间，文公住进了张府，在走廊尽头的小房间。小带每天早上煮一碗腊味饭，倒一杯白兰地，送去文公的房间。文公有时会跟她与几位女工聊天，告诉她们，工人阶级是很伟大的。她们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话，感到新奇又温暖。
不时有神秘人士来找文公。张老板总是支开其他佣人，叫年纪最小的小带去送茶水。文公夸小带做事利索、话不多，常叫小带帮忙整理报纸、作电话记录、送信。文公的往来信件很多，都是小带签收的。有些信封上有特殊符号，看起来很重要。张老板还交代家人，打电话到张府找文公的，都由小带接，其他人不用经手。他也告诉小带，不用做其他家务，专心协助文公。
后来张公馆的舞会越来越少，小带也不用帮太太熨衣服了。文公对张平之说：“外面的事情准备得差不多了，你让小带跟我出去办事吧。”张平之没有立即答应，他把小带叫到书房，问她愿不愿意跟文公走，说：“你有权知道自己有没有危险。文公是帮共产党做事的。”小带点点头说：“文公是好人，好人做的应该就是好事吧。”
小带离开张府后，开始全职帮文公做事，主要是收发资料、联络会议。她做的事很琐碎。文公还安排她去上夜校。夜校课程很丰富，学习普通话、历史文化、跳舞、体育、妇女解放之类的知识。所以小带一直到晚年，都保留着天天看新闻的习惯。但当时的小带并未意识到，她的“新老板”及他的朋友们，将在中国近现代史留名。
文公名叫张文（1888-1960），字香池，广东梅县人。他曾参与辛亥革命、讨袁运动、反蒋行动。1945年任民盟香港南方总支部副主任委员，1948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。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，1953年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，1955年任第一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，1959年连任，1960年11月逝世。（资料来源：《客家名人录》及顷元、振孟《一门三将之张文中将》）
小带记得，常和文公联系的，有一位叫任公，一看就是大人物。文公常叫小带送信去罗便臣道给任公。任公夫人到文公这边开会，也由小带陪同，坐天星小轮过海。任公的大名，叫李济深。
除了李济深夫妇，小带经常联络的还有方方、郭翘然、谢文思等人士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小带在广州行政干部学院学习，周末常去看望张文夫妇。张文住在广州农林上路三横路，邻居是叶剑英。叶剑英一直以为小带是张文在外读书的女儿。
1950年，广州市行政干部学校，左一为小带
3、一场无言的告别
张文在港期间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就是筹备香港达德学院。
达德学院是解放战争时期，由中共广东区委、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创办的一所进步大学。达德学院对掩护爱国民主运动、支持解放战争、培养新中国的优秀干部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达德学院的学生既有自行报名入学的进步青年，也有内地党组织安排赴港就读的培养对象，有些学生在入学前就已参加过东江纵队、珠江纵队、恩平游击队等抗日游击队。第二年入学的学员还有不少来自南洋地区，多为海外的共产党员或团员。
达德学院筹办至开学，小带一直在张文的安排下，帮忙接待老师和学员。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多有着新思想的同龄人。达德师生有时会乔装到文公的住处碰头，男的穿西装打领带，女的穿旗袍涂口红，打扮成先生太太的模样。
小带给他们送茶水零食，还在楼下站岗。学生们也会领着小带去达德食堂吃饭，每人凑一毛钱，给小带加菜。年轻人之间，有一种来自五湖四海、却亲如家人的喜悦。
尤其是那位客家口音的温德兴，得知小带也讲客家话，真是他乡遇故知。有时不开会，温德兴也来看小带，讲讲他们听了什么讲座、演了什么话剧。当时郭沫若、矛盾、乔冠华都有来做讲座，不少香港市民也会过来听。课室座无虚席，走廊挤满听众。
听着温德兴的讲述，小带的心灵仿佛被带到了另一个地方，一个不属于现实，却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地方。但有一天，温德兴来见了小带一面后，匆匆忙忙就走了。下楼梯的时候，他一步一回头。不久，文公告诉小带：“你的好朋友牺牲了。”小带一辈子也不知道温德兴当年去了哪里，甚至不知道温德兴是不是化名。
1949年2月22日，达德学院被港督下令撤销注册执照，次日封校。理由是达德师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、参与游击战。学校解散后，师生有的去北平工作，有的留港学习经济为解放区金融工作做准备，大部分学生分批转移到华南游击区投身革命。
“根据粗略统计，这两批学生总人数达201人之多……这些校友当中，有18位在广东、广西和福建一带的游击战中战死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烈士。”（刘智鹏《香港达德学院——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与命运》，中华书局（香港））
这18位英烈中，并没有“温德兴”的名字。但暗夜烛光，总照得特别远。温德兴带给小带的，除了一般少男少女的情窦初开，还有她见闻、思想的混沌初开。他们的分离是这样仓促，都来不及陷入深刻的悲伤。但半个多世纪之后，小带在生命弥留之际，仍为那场无言的告别流下了少女时就该流下的泪水。
1947年，蔡廷锴捐出芳园别墅给达德学院办公
4、离别后的重逢
除了进入游击区作战，达德师生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统战任务，比如护送在港文化精英及民主人士北上。其惊心动魄程度，不亚于游击区的枪林弹雨。张文等人在香港的任务陆续完成，胜利在望。1949年秋天，他对小带说：“跟我回新中国吧。”
小带心中却闪过一个男子，像微风吹皱一池春水。这是在温德兴远去之后，小带认识的另一位客家小伙子，叫黄通华，在香港《每日论坛报》当印刷工人。小带常常送信到报社，两人由此相识。通华哥很帅，小带对自己的容貌不够自信，一直不敢交往。
在张文的劝说下，小带离开了香港，离开了父母。到广州后，小带进入广州市行政干部学校学习。新社会、新同学、新世界，一切都恍如隔世。
1949年年底的广州城，仍不时有空袭警报。一天，小带在北京路财厅大楼下面躲警报，听见有人叫她：“阿带！”她转身一看，惊叫：“通华哥！”通华哥写下一个地址塞给小带，说：“我们都回来了，来找我们玩吧。”
劫后重逢的两个年轻人，开始约会了。学校老师调查过黄通华后，对小带说：“黄通华同志是个上进的小伙子，你可以和他交往。”这位帅气又上进的通华哥，后来就成了我的外公。
小带从干部学校毕业后，来到广州市糖烟酒公司工作。“小带”的称呼渐渐变成了“老庞”，无人知道她在香港有过如此经历。1960年冬天，有人骑自行车到十甫路副食品商店找老庞，说：“庞永带同志，我是省委来的。张文同志现在病危，请你去见一见他。”小带来到医院，张文夫人见到小带，相拥而泣。张文已不能睁眼，口中却喊了一声：“小带……”
斯人远去，“小带”这个名字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我的外婆庞永带
5、河水弯又弯
外婆和外公育有五个女儿。过往种种，已成今日家庭聚会之谈资。滚滚红尘中的生离死别故事，仿佛只存在于电影中。当祖辈远去，我们回望历史的窗户，一扇一扇地关上了。
多年前，我曾和表弟一起去寻访达德学院旧址，位于现在的基督教何福堂书院。书院还有一个招牌，是“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”。此地是香港一处受保护的古迹，不对外开放。一个女保安问我们干什么，我说想看看外婆年轻时工作的地方。她竟被感动了，让我们进去，还叮嘱不要进屋，会有蛇。那天香港有台风，我们在雨中转了一圈，依稀贴近了那个时代的吉光片羽。
又至清明，我们的祭奠仪式向来从简。这对于无神论的外公外婆，也是一种尊重吧。思念外婆的时候，我会哼唱着：“河水弯又弯，冷然说忧患……”不知外婆还记不记得这首歌，记不记得她童年时的广兴围？
统筹：邓琼 吴小攀